中國企業開創核心技術的策略

民族工業技術現狀與策略

一種產品中，其設計，構造，生產工藝等中一些比較關鍵技術，我們稱之產業核心技術，既然是關鍵技術，必然是少部分企業能掌握，或者是該企業的獨門技術，換作其他一般企業就制造不出來。比如某外企的液晶電視具有‘第二代超解像’及‘智能全感系統’的獨門掌握的關鍵技術。而你象一個普通的電筒，一般的企業都會生產，個人喜好隨便也做就搞出來了，這就不存在關鍵技術問題，都是大眾技術。

產業核心技術的產生離不開基礎技術理論的實驗性突破。基礎技術理論的實驗性突破不是在企業完成的，而是在從事基礎理論與技術研究的是實驗室，研究所完成的。基礎技術理論的實驗性突破會迅速受到一些企業的關注，企業將其引入到企業產業技術上實現產業化運用。有的技術技術理論實驗的結果可能給企業帶來核心技術，甚至可能產生一個新的產業。我們以液晶顯示技術為例：西元1888年，奧地利一個叫萊尼茲的人無意中發現的一種特殊的混合物質，它在渾濁狀態下處于固態和液態之間，即具有固態物質和液態物質的雙重特性，對這種有趣的物質，叫液態的晶體。西元1963年，美國一家公司叫威謙的人將電場加到液晶上，發現液晶竟然產生了偏轉現象，同時看到光線射人到液晶中也會產生折射，后來，他就把這種現象發布出去了，到西元1968年，另一家感興趣的公司的Heil振蕩器開發部門利用這種現象，開發出了全球首臺利用液晶特性形成畫面的屏幕。1973年，英國一所大學的一個教授嘗試到可以用聯苯來制作液晶顯示器，被敏銳的日本的惠普公司購買后，為日本惠普公司在它的EL—8025電子計算機用了這樣的屏幕，后續日本產業界開始大力研究產業化技術，包括日本的大學，研究所研究基礎理論，基礎技術實驗，與日本產業界互動，終于讓日本液晶顯示產業技術遙遙領先，至今也掌握著該行業的核心技術，前沿的技術。我們再以英特爾的工程師發明微處理器為例：西元1971，英特爾的一個日本客戶希望英特爾幫助他們設計和生產八種專用集成電路芯片，用于實現桌面計算器，英特爾的一個名叫特德· 霍夫的工程師仔細分析了日本同行的設計，他有了一個想法：為什么不能用一塊通用的芯片加上程序來實現幾塊芯片的功能呢？當需要某種功能時，只需要把實現該功能的一段程序代碼加載到通用芯片上，其功能與專用芯片會完全一樣。這就產生了第一個4004CPU，英特爾成立的那一年，公司銷售收入只有3000美元，到了8080芯片推出的1974年，收入劇增到1億多美元，成為英特爾的主要收入和利潤來源。

日本國土狹小，資源相對不足，二戰后也是一片爛，對日本人來說如果關起門來搞建設，別說強國富民，短期內想恢復元氣都很難。日本政府在困境之中，找到了一條生路———貿易立國：進口原料，出口產品，靠賺取兩者之間的價差，求生存、謀發展。可是，要把產品打出去，并不是件容易事。西方國家的市場，又是美國貨橫行天下。而且曠日持久的戰爭，中斷了日本的對外技術交流，日本國內的民用生產，技術落后，設備陳舊，很難拿出像樣的產品。在當時的情況下，要實現貿易立國，最明智的辦法，莫過于把國外先進的技術引進來，邊學邊干，借腦生財。70年代中期以前，日本在科技發展方面，一直推行吸收加改進的“收獲型”戰略。這一戰略有兩個特點：一是“小科學”“大技術”。基礎理論研究、尖端技術開發，日本人無心為之，原因很簡單，周期長、見效慢、投入多、風險大，不如讓給西方人去搞。但對實用技術，特別是能夠推動產業升級的關鍵技術，日本人卻不放過。1950—1972年間，日本引進技術的代價是36億美元，僅相當于同期美國科研經費的1％，但它的實際價值，卻是引進費的55倍。到60年代末，日本與歐美的技術差距已基本消除，在鋼鐵、汽車、家電、機器人等產業，日本技術居世界領先地位。 “收獲型”戰略的另一個特點，是注重技術的商業價值，在離產品最近的地方下功夫。半導體技術本是在美國發明，美國用它造飛船、造導彈，日本人卻把它制成電子表，進軍瑞士手表市場，做成傻瓜相機，擠占德國相機市場；美國的太陽能技術剛剛走出實驗室，日本人便生產出太陽能計算機，并很快風靡全世界……日本企業界戲稱，這些技術是“美國開花，日本結果”，得來全不費功夫。日本人信奉“綜合就是創新”，對國外技術不是照搬照抄，簡單摹仿，而是博采眾長，結合日本實際加以改造，形成自己的特色。本田公司是日本的著名企業，靠生產摩托車起家。1952年公司組成考察組，走遍主要發達國家，花了幾百萬美元，搞到幾十種最新發動機樣機，回國后經過數百次試驗，造出世界最好的發動機。3年后，本田摩托就占領了國際市場。松下公司的創始人松下幸之助，引進了300多項新技術，他開發的電視機，每個零件技術都是人家的，甚至連線路圖也是買來的。盡管每賣出一臺電視，要交付專利費用1000多日元，但帶來的收益卻是專利費的上百倍。 “收獲型”科技發展戰略，使日本僅用了20年時間，就趕上了世界發達國家的技術水平。但到了70年代中期，這條路卻走到了盡頭。日本人突然發現，自己已同歐美國家站在同一起跑線上，技術引進的空間越來越小。長期重引進、輕研究，重應用、輕基礎，日本沒有自己獨立完整的科研體系，科技發展的后勁明顯不足。強烈的危機感促使政府調整思路，決定重視基礎科學理論研究的新戰略，建立完善的科研體制，形成自主開發尖端技術的能力。自80年代開始，日本的科研、教育投資連續多年超過美國。日本政府專門設置科學技術廳，組建國家基礎研究中心，建立產、學、研官民一體化的科研體制，鼓勵企業設立研究機構，自主開發新產品。通產省還頒布優惠政策，對各公司推出的創新產品，可以得到研究費用25％的減稅待遇。應該說，這些新的科技政策，為日本經濟的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到80年代末，日本的技術出口，比10年前增加了9．6倍，其中尖端技術產品所占比重1989年達到32．1％，超過歐美所有發達國家。盡管日本的經濟規模只及美國的一半，但出口的高技術產品已超過美國，并在世界貿易總額中占17％的份額。90年代初，日本每年獲專利34萬件，占全世界的1／4，成了名副其實的專利大國。

以上就是基礎性理論技術在產業化后迅速轉換為企業的核心關鍵技術，也就造就了高技術含量的產品。

國外企業的理論技術研究，主要在企業工業實驗室和一些大學科研機構的實驗室里。

中國的私人企業很弱小，從財力，人力上就無法承擔起供養工業實驗室的能力，工業實驗室從基礎科學理論入手，進而摸索出推動技術創新的機會。如摩根家族所屬朗訊公司下轄貝爾實驗室是晶體管、激光器、太陽能電池、發光二極管、數字交換機、通信衛星、電子數字計算機、蜂窩移動通信設備、長途電視傳送、仿真語言、有聲電影、立體聲錄音，以及通信網等許多重要發明。貝爾實驗室分為三大塊：基礎研究，系統工程和應用開發。在基礎研究方面主要從事電信技術的基礎理論研究，包括數學，物理學，材料科學，行為科學和計算機編程理論。系統工程主要研究構成電信網絡的高度復雜系統。開發部門是貝爾實驗室最大的部門，負責設計構成貝爾系統電信網絡的設備和軟件。貝爾實驗室的研發分三個階段：一個是貝爾實驗室自己發明或是創新，還有一個是自己產品的演進及更新，另一個是到外面通過并購吸收新技術、新產品。并且與其他國家地區的大學等合作形成聯合實驗室，在中國成立實驗室分部，起初是發現有些產品在中國賣不合適，就成立很多合資公司，并且吸引中國國內人才為其作研究。1995年貝爾實驗室科研預算達37．18億美元（而貝爾實驗室所屬的AT＆T公司年營業收入達796億美元），這對中國私人企業來說，甚至國營企業來說都是很驚人的。IBM研究實驗室主要分為基礎科學和對實際應用有益的新思想，研究部下屬四個研究中心：在美國紐約的Thomas J.Watson研究中心。從事計算機科學、輸入/輸出技術、生產性研究數學、物理學、記憶和邏輯等方面的研究。其中物理學包括：凝聚態物理、超微結構、材料科學、顯微技術、表面物理、激光物理以至天文學和基本粒子。在美國加州的Almaden研究中心。除了計算機科學以外，還進行高溫超導、等離子體、掃描隧道顯微鏡和同步輻射等研究。瑞士Zurich研究中心。重點是激光科學與技術，特別是半導體激光器、光學儲存、光電材料、分子束外延、高溫超導、超顯微技術等方面，還進行信息處理等計算機科學研究。日本東京研究中心。內分計算機科學研究所、新技術研究所和東京科學中心，主要是結合計算機的生產和革新進行研究。以上是美國的兩個有名的實驗室，是基礎理論研究，技術應用于一體，還有象微軟實驗室主要做純技術研究，不做基礎科學研究。歐洲的如飛利浦研究院主要也是從事技術研究，應用研究。日本的一些工業實驗室也是主要做技術研究，應用研究。他們的研發投入都是上億。